论公司知情权
内容提要：公司知情权是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享有的一种十分重要的股东权，随着现代公司法的发展，对股东权的研究越来越成为公司法研究的一个热点和焦点问题。笔者认为公司知情权在股东权的整个体系中具有基础性的地位，是股东实现其他股东权的重要基础，因此，对公司知情权的研究应当成为股东权研究体系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部分。本文从我国的公司法的规定和现实的经济环境为出发点，着力于全面深刻的剖析公司知情权的理论根源、公司知情权的性质和地位以及内容、公司知情权在整个公司运作中的重要的经济意义和政治意义，近而提出在公司治理结构中如何规范股东行使公司知情权、如何保护公司知情权、如何避免公司知情权的滥用等重大问题。随着经济的发展，现行的公司法越来越不能有效的调整现实的经济关系，修改公司法已经提上日程。上述理论的提出愿能弥补我国公司法在规定公司知情权方面的缺陷与不足，为公司法的完善提供一点借鉴。
一、我国有关股东的公司知情权的立法现状；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在经济运行方面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这种经济管理体制决定在很长时间内，企业的形式仅限于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等公有制形式，而关于公司制度的实践和理论长期处于空白状态。随着国家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在中国的经济体制中，以多数投资主体为主要特征的公司制度开始发展起来，并且越来越成为经济体制中的主力军。当然，我们要建立现代成熟的公司管理制度，就必须制订一套完整科学的公司法制度来规范公司制度的发展。现实的公司制度的建立和发展、公司法制度的建立决定着我们必须对公司法理论展开深入的研究和探讨，并使这种理论反过来指导和服务于现实的公司法的建设中去。但由于受到这种现实的国情的限制，中国的公司法理论和公司法的制定从一开始就有一种先天不足的感觉，这决定着我国公司法在对包括公司知情权在内的股东权的规范方面存在严重不足，甚至给人一种含混羞涩的感觉。而关于公司知情权规定的不足导致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解决股东对公司知情的相关问题缺乏有效的措施。
（一）我国目前有关股东的公司知情权的立法规定的情况。
在中国的立法体系中，关于股东的公司知情权的立法规定是由公司法来予以规范的。严格意义上讲，根据公司法的立法渊源，公司法应当从两个层次上去理解。第一个层次即为形式意义上的公司法，该公司法的界定标准是狭义的，仅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于1993年制定和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个层次即为实质意义上的公司法，该层次是从广义上来界定公司法的范围的，即凡是有关公司制度的设立、规范的所有法律规范的总和，包括《民法通则》、《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证券法》；国务院制定的相关配套的行政法规，如《公司登记管理条例》、《国务院关于原有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依照公司法进行规范的通知》等；国务院有关部委的部门规章，如国家体改委制定的《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有限责任公司规范意见》、中国证监会制定的《上司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受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而引发的民事侵权纠纷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民事案件案由规定（试行）》。上述列举的相关公司法律规范，对公司知情权都有一些规定。如《公司法》第32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有权查阅股东会会议记录和公司财务会计报告；第111条规定，（股份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有权查阅公司章程、股东会议记录和财务会计报告，对公司地的经营提出建议和质询；第176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应当按照公司章程规定的期限将财务会计报告送交股东，股份有限公司的财务会计报告应当在召开股东大会年会的20日以前置备于本公司，供股东查阅，以募集设立的股份有限责任公司必须公告财务会计报告。《证券法》第三章第三节对上市公司的持续性信息的公开作出了规定，如上市公司有义务公开公司的章程、公司的财务报告、公司相关人员等与股东权益相关的信息。此外，《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和《有限责任公司规范意见》也对公司知情权作出了一些规定，如《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第41条规定，股东有权查阅公司章程、股东会会议纪要、会议记录和会计报告，监督公司的经营，提出建议或质询，《有限责任公司规范意见》第20条规定，股东有权了解公司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最高人民法院和证监会的一些规定要求上市公司应当按照法律和法规的规定真实诚信的披露相关应当公开的信息，否则要承当相应的法律责任。最高人民法院《民事案件案由规定（试行）》中将公司知情权明确列为一种独立的股东权利。
（二）我国法律对公司知情权规定存在的不足。
上述介绍了目前我国有关公司知情权方面的立法状况。我们认识到，由于中国公司法理论发展的滞后和公司法立法技术上的不成熟，导致我国公司法对公司知情权的规定缺乏规范的逻辑体系，同时对公司知情权的设置、内涵、分类、保护等方面均缺乏相关制度方面的建设，相关规定显得过于简陋。具体阐述如下：
首先，公司法关于公司知情权的规定不明确，而且缺乏逻辑性。《公司法》在总则第四条规定，公司股东作为出资者按投入公司资本额享有所有者的资产受益、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这是我国公司法对股东权的概括性规定。这种规定显得过于简陋，因为我们知道在现代公司治理中，股东权是一个十分丰富的权利体系，除了资产受益、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外，还应当包括公司知情权、股利分配请求权、剩余财产分配请求权、建设利息分配请求权、新股认购优先权、股份买取请求权、转换股份转换请求权、股份转让权、股票交付请求权、股东名义更换请求权和无记名股份向记名股份的转换权、表决权、代表诉讼提起权、股东大会召集请求权、提案权、质询权等。面对一个如此复杂的权利体系，笔者认为公司法不应“厚此薄彼”，即将资产受益、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权列在公司法总则中规定，而将其他权利散落于其它各章中，例如，公司法在32条和111条分别对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和股份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的公司知情权进行了简单的设计。公司法的这种立法方式，忽视了各项股东权利本身的平等保护性，不利于人们从法律层面上全面的掌握股东权，容易使股东忽略自己享有的权利的保护和行使。权利的特点在于法律的明文规定，这是权利与合法权益的区别。因此，笔者认为为明确和保护包括公司知情权在内的各种股东权利，必须在逻辑上从新设计公司法关于股东权的设置问题，即在公司法的立法结构中，在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责任公司章中单独设立“股东”一节，全面细致的罗列各项股东权利和股东义务，即明确规定股东享有某项权利，如明确规定股东享有“公司知情权”，同时在相关章节对各项权利的内容进行阐释。这样就能高层建瓴的明确各项股东权，以便于司法实践中对各项权利的行使和保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