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卡的不可承受之重

对于任何想要了解战后台湾历史与政治社会现象的人而言，延烧超过半年以上的「绿卡」风暴绝对是最好的入门教材之一;但对于身陷风暴之中的立委与官员，绿卡却是一不可承受之重，无论采取何种回应(没有违法/温情诉求/道歉致意)都显得理不直气不壮，甚至带来更多对于诚信与能力的质疑。为何当事人会回应的如此气弱理衰，绿卡的持有与否真的和忠诚度有关吗?还是有其它难以启齿的人性冲突和道德考虑呢?

许多长年居住美国的侨胞(蓝绿阵营都有)不只有绿卡(居留权)，甚至都拥有公民权，可是他们每年回台参加游行造势出钱出力，没有人会怀疑他们不爱台湾或没有忠诚度。相反地，没有绿卡的人也不一定就有忠诚度，难保不会做出对不起台湾的事情，有些人甚至根本不知道绿卡是「啥咪碗糕」。平心而论，绿卡的取得与否其实很难和忠诚画上等号，但为何当事人的回应会如此低调?

笔者认为，关键在于取得(或试图取得)绿卡的社会条件，也就是谁有机会或有「办法」取得绿卡，这是机会结构的差异。更明白的讲，绿卡现象的本质是一种阶级差异，而此一机会结构的阶级差异又必须放在战后台湾历史与政治局势中来理解。

在那风雨飘摇的不安年代里，有办法的人会试着找「救生圈」，绿卡(或枫叶卡)就是一种常见的救生圈。从早期「来来台大、去去美国」的顺口溜，到近年来不少人(包括医生、律师、主播、大学教授)选择到国外待产，政治人物出国散心，官员规画退休与家人团聚，他们都很「自然地」在国外和家人团聚。这更加说明了「绿卡」现象是一种阶级差异，是「国共内战」时空下特定社会阶级的人口移动方式。

然而对于身陷绿卡疑云的立委和官员而言，要还原战乱年代下的不安氛围并不容易，要承认自己的阶级优势与申请绿卡的人性需求更是困难。「政治菁英」平常总喜欢说要与人民同甘共苦，更喜欢用亲民来包装自己的道德形象，但面对「绿卡」风暴来袭，他们要如何自圆其说，如何承认自己早已备好「救生圈」的阶级优势，又如何能够请求民众体谅「菁英们」也有和大家一样的卑微人性，这正是绿卡的不可承受之重，也是多数当事人选择低调以对的原因。

可是当事人愈是低调响应，在野党质疑炮火就愈猛烈，绿卡议题不仅成为谈话性节目焦点，也持续累积更大的政治能量。特别是最近油电物价齐涨，受到最大冲击与伤害的是中下阶级(如司机、农夫)，他们也正是最不可能、也没有「办法」取得绿卡的一批人，更能感同身受在野党的批评和质疑。换言之，绿卡风暴看似是质疑立委与官员的个人「忠诚度」，其实是一场诉求阶级情绪与对立的政治斗争。

笔者无意苛责那些为自己和家人申请绿卡的立委和官员，他们只是在人性需求和阶级优势上做出一件多数人如果有机会都会做的决定。逃难时准备救生圈是人性，有人没有救生圈则是阶级问题。但持有救生圈却又告诉没有救生圈的人说会与大家共存亡，这就涉及了道德落差和诚信问题。「绿卡」的不可承受之重，凸显的正是台湾战后历史、阶级差异与人性冲突相互碰撞下的一种奇特现象。

其实，反思「绿卡」现象可以是台湾社会超越历史宿命、迈向和平共荣的一个转折点。我们或许可以选择继续嘲笑立委与官员的道德瑕疵与诚信问题，也可以将问题聚焦在如何让台湾更安全，如何让台湾人不需申请绿卡就可以有安全感。

蓝营政治菁英如果可以放下道德身段，坦承自己在不安年代下的阶级优势与人性需求，用具体政绩表现对台湾的忠诚付出，时间自会证明一切，民众也会谅解绿卡现象;在野党的质疑的确有理，但民进党若希望四年后有机会重新执政，就必须用较高的历史角度来看待绿卡现象，以更有人性考虑的论政方式来争取不同阶级与族群的支持，也才不会走向从「妒恨」出发的政治险路。